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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8期
专题
为什么理想主义变得艰难?
0 杨早

没有看《无问西东》之前,我对这部电影不抱任何希望,因为听说是清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献礼片。通常用于贺寿的祝辞,总是好话说尽绝不报忧,要想指望献礼片讲出个性,无异缘木求鱼。这是多年的社会经验。
 我确实没想到,一部校庆献礼片,居然用“你最珍贵”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叙事打底。虽然电影的漏洞仍然不少,但已属可观可议之作,它甚至会推动观影者去想一个问题:为什么理想主义变得艰难?
 《无问西东》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:虽然通片的基调是“你最珍贵”,但四个故事里,前三个故事讲的都是“献身”,吴岭澜在泰戈尔演讲的感召下放弃了“实学”,转修文学;沈光耀在飞虎队召唤与小朋友死于到群众中轰炸的刺激下,毅然从军当了飞行员,战死长空;陈鹏同时献身于大漠深处的两弹事业,还有对死里逃生的王敏佳的呵护。这三种“献身”,无一不合于“道”而悖于“器”。从个人功利考虑,吴岭澜继续学实学,沈光耀继续当优等生,陈鹏与已被钉在反动分子绞架上的王敏佳划清界限,才是趋利避害的明智之举。
 然而,上述三位都背离了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,而是为心中的信仰奉献了一生。除了共同的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之外,吴岭澜追寻的是“智”,沈光耀崇信的是“义”,而陈鹏坚守的是“爱”。就连王敏佳,当她发出那封给许师母的谴责信时,她心中充满的是对老师的尊敬与不平。而懦弱到不敢维护王敏佳的李想,最终也为救护同事葬身边陲。每个人都有所必为,有所不为,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,这就是理想主义的光辉。正因为“你最珍贵”,所以反功利的献身才光芒四射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他们在严酷的大时代仍有选择,而他们都选择一条荆棘之路。或许别人没有这样的勇气,但无人敢说吴岭澜、沈光耀与陈鹏的选择是错的。
 而到了时代最晚,却是一开片就出现的当下社会,没有了铁血的生死,没有了严苛的迫害,但社会呈现出的价值取向却是一片模糊。张果果不能说是个坏人,但他充满机心地掉单,顺便跳槽,面对前上司竞争者索要前上司把柄的要求,犹豫不决,愿意出钱救助四胞胎,又生怕被他们一家缠上……虽然影片让张果果因为自己的误解而心生感悟,也拒绝了前上司竞争者的要求。但坐着观影的我们内心深知,这谈不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,反过来,如果四胞胎一家真的打算贪得无厌地赖上张果果呢?假如那位竞争者跟张果果的关系再好一点,谈判技巧再高一点儿呢?要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,其实并不难。
 在我看来,前三个故事里的主人公,他们的选择,虽然勇敢而无私,但并不像张果果那样艰难。吴岭澜放弃实学,他的面前站着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,还有梁启超,徐志摩,林徽因,梅贻琦。1920年代,中国的精英阶层远未解体,他们为社会改良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无人质疑;沈光耀参加空军,虽然母亲泪流成河,却是当时绝对的政治正确;陈鹏没有丧失从山村孤儿时就养成的感恩与热爱,他做出的选择,至少让他在道德层面完满。只有张果果,在各种比前辈们的选择远为细小,却因为细小远难评判好坏的选择面前,总是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之中。
 我们这个时代,是一个平庸的时代。平是平均,庸就是常,不变。它不对任何个人提出非分的道德要求。反过来,要维持这架时代机器的正常运转,需要每个人各安其分。每个人的作用与价值,因为社会的均质化而变成等价。像张果果这样一位清华毕业生,他在这家广告公司,与在那家广告公司,有什么不同呢?他帮助这一家人,与帮助那一家人,又有什么差异呢?一切都是随机的,一个人从出生,受教育,成人,工作,到结婚,生育,娱乐,死亡,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个的模块,看你能获得哪种质量的模块而已。随着医学资源的体制化与平均化,连人的寿命都变得既随机又可测。那么,这个人或那个人,自己或他人,有多大的区别呢?没了张果果,他的位置自然有人占据,他的事业自然有人经营,连他的善心,也自然有人布施。在一个平庸的时代,每个人都面目模糊。
 因此,在平庸时代坚持理想主义,格外艰难。道器之分,义利之辩,爱憎之别,仍然是存在的。但个人已经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独特价值。说白了,同样是清华的毕业生,吴岭澜沈光耀陈鹏都是精英,社会对他们有要求,他们对自我有要求,而张果果,只是清华牌教育流水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,是商业社会的一颗螺丝钉。没有人要求他道德升华,他自己也不作此想。母亲抱怨人心不古,肉馅里肥肉太多,张果果只能带父母出去吃饭了事。一个商业社会,貌似用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,购买优质产品,良好服务乃至道德满足(捐款成为常态,消费也是投票),然而钱也可以帮人规避理想主义的两难选择,因为我们有一个庞大到莫可名状的体制帮我们卸责。你不能指望一件产品,一颗螺丝钉改变整架机器对吧?产品的努力是争取摆在货架上端,螺丝钉的命途是能否旋在更恒温恒湿的地方。
 我无意否定普通人在这个时代的奋斗与追求,但不得不略带悲哀地指出,社会的精密分工与均质生产,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与通用性的同时,也让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认清自己的价值。因此我们无法树立宏大的目标,人生最好的状态是“小确幸”,不利的时候就是“丧文化”,还能谈什么理想主义的坚守?这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,但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。


(杨早,本刊特约撰稿人,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,《话题》系列主编,“腾讯•大家”专栏作者。 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、当代文化研究等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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